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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到天宝年间大唐官制的特点(1)

盛唐挽歌 携剑远行 4121 2024-07-05 22:30

  本来想写一个大唐官制的资料片,然后发现,槽点太多,话题太大,引出来的思考又太深,会偏离本书的主题。

  因此还是节选了其中与本书内容有关联的部分,单独发一章。这些内容,基本上都超乎读者老爷们的心理预期,我还是得多点废话说几句。

  第一个要说的,就是官场的内卷化与两极化。

  所谓内卷化,就是当官的人太多,“官位”(这个词打引号我后面慢慢解释)不太够用了。

  唐代社会中后期(含开元天宝),整個官场已经建制化,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比如说某些小说(具体哪个我不说),喜欢引用封演的“八俊说”,也就是八步升官当宰相,每步有两种官职选择,来说明这是唐代士人当官的梦想。

  八俊说不能说错,但没说到点子上,结合上下文的环境,则完全错了。

  唐代的士人,可以理解为中第后被授予官职的人,也可以指那些志在当官的人。因此张九龄是士人,科举未中的失意书生也是士人。那么,士人的理想,真的是“八步升官法”到宰相么?

  其实不是的,他们的梦想,只是“清”与“要”而已。

  清,概念很复杂,简单概括说,就是不做事,或者少做事。刺史那样的苦哈哈官职,绝对算不上“清”,因此八步升官法里面绝对没有刺史这个官。

  解释了清,再来解释“要”,所谓“要”,简单说就是重要。有些官,便是清而不要,闲是很闲的,但一点都不重要,比如说藏书阁的管理员之类的官职。

  解释完这个,再来解释什么叫“士人”,简单的说,就是读书是为了做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族。从出生开始,他们的路就只有一条,要么恩荫入仕当官,要么就在科举的路上,又或者被罢官后在家“养望”,处于赋闲状态。

  总之他们不可能参加社会劳动,不可能去种地,不可能去经商,亦是不可能与非官员的子女联姻。

  了解完这些概念,开元与天宝时期的内卷化就很好理解了。

  一年平均27个进士,看起来很少,但是,合适的官位是更少的。这还不算,中进士三年后才会被选官,这三年时间,就是这些进士们走关系走后门的预备期!

  再把明经入仕的人也算上,那些空缺的官职就远远不够用了。

  大唐的官位虽然多,但是!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士人都会去担任的!这一点非常重要,忽略了这一点的唐代历史小说,那就基本上是自说自话,看个乐子了。

  士人垄断了清贵官位,如果没有皇帝提拔,他们不会允许类似李林甫一般出身的人担任这样的官职,更不要说没有后台又没考科举的牛仙客了。

  同样的道理,这些人,也不会担任非清贵官位,比如说伎术官,这一类官员数量很大,如太医院中的医官,又或者是州县当中大量的基层办事人员。

  他们有官职,有官位,不是基层小吏,但是却不见正史记载,很多官位都是靠着后世考古出土墓志来确定的。

  那么可以从这里推出一个可怕的结论:宋人写的唐史,其实只是唐代士人的历史,和宋代士大夫眼中的唐代历史。而唐代清贵官职的种类,只占已经发现的唐代文官官职总数的20%-25%(100+/400+)之间,如果把数量也算上,那清贵官员比例就低得更可怕了。

  唐代官员一般是4年任期,普遍是满了以后就要被调任,先去职,然后再等待选官(比如老郑回长安以后的遭遇)。去职容易,再被授予官职就难了。很多读者的印象中,当官的应该是在不断当官,一直当到死。

  但是唐代不是这样的。

  类似张九龄、白居易、李德裕这样的人,流转过二十多个官职,基本上属于一直在当官的人,属于成功官员中的翘楚。然而普通官员如何呢?

  不过3-5任罢了,也许官场生涯,满打满算也就12-20年,很多活了五六十岁的人,官场生涯居然都不满十年!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。

  要么在当官,要么在家被迫隐居,这就是官员们的生活状态。一些本身是官员,但在宋代修正史的士大夫眼中不算是官员的人,比如伎术官等,因为史书不记载他们,所以关于这些人的记录也很少,史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。

 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安史之乱后,由于节度使要维持住场面,需要大量的实干官员,因此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得到了重用。节帅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,开出来的薪水也很高,为各类不见史书详细记载的伎术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。

  总结一下就是:唐代中后期,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阶层固化严重,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封死,士子内部竞争激烈。

  第二个要说的是:中唐以后,以“事”设官渐渐变成常例,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,官府政务运行效率极低,不得不采用“打补丁”的模式来维持运转。

  这一条,与士子阶层的日渐虚化也是分不开的。有真才实学之人,往往都是通过“特殊渠道”而来,所做的事情,往往也是因为“特殊渠道”而去。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,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,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。

 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,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。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,就完全没办法了。安史之乱后,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,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 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,就设立什么职务。

 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,那就设“转运使”。

  需要收盐税了,那就设“盐铁使”。

 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,都设立了一个“花鸟使”!

 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,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。自安史之乱结束后,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,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,清闲得要淡出鸟来。

 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,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。

 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,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,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,同样是时代的呼唤,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

  看完上述这些,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。

  历史大势,浩浩荡荡;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

 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对错,哪里又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呢?

  张九龄就一定是好人?李林甫就一定是坏人?

  这些问题,需要考虑到提问者的立场,以及他想知道的东西,才能有合适的回答。

  好多人都在问了,我也不介意说一句,我在研究史料的过程中,越来越发现盛唐的模式不可持续。大唐是没救的了,喜欢看救大唐剧情的,或许换本不带脑子看的书比较好,我这本,是救不动了。

  我没法因为要看救大唐剧情而更改本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。

  关于大唐官制的内容,以后再来补充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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